甘肃旅行社
   2019-10-31 07:47:37 4977

作者简介:阎广材,山东荣成,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学术政策与管理,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上海200062

中间图片分类编号:g40-058.1文件识别码:货号:1001-4519(2019)01-0001-04

早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如何从传统行政指令的严格控制转变为宏观指导和调控,官方和民间都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评价作为一种监管手段,已被多次提及。然而,至少在那个时候,人们仍然缺乏对评估什么、如何评估、如何使用评估结果,特别是评估可能带来的影响的深入理解和理解。人们一度认为,这是实现政府权力下放、评价、减轻甚至取代僵化的行政指示的唯一途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21世纪后,在西方世界乃至各种国际组织高度赞扬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质量(结果)、效率和责任的总体氛围中,中国也恰好赶上了这一快车。因此,以质量和绩效评估结果为基础的绩效考核和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取向迅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重要方向。从本科教学评估到大学办学水平评估,从学科评估到各种工程、研究和人才项目评估,从教师教学评估到学术水平评估,各种评估项目令人眼花缭乱。与此同时,针对市场需求,国内外也出现了各种非政府对大学和学科(排名)的评价。每年,各种大学排名、自然指数和esi数据相继公布,成为各学校情绪和情绪波动的晴雨表。

评价结果不仅关系到机构和学科的地位和声誉,也关系到它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评价不是一种简单的管理方法和工具,而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简而言之,评价就是权力。它不是传统的刚性行政控制,但其权力不一定比刚性控制弱。评估将重塑领导风格、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甚至概念和信仰。当各种客观的、可显示的指标关注或说数据结构的力量时,学术工作风格、价值取向甚至日常话语表达和交流风格都发生了转变甚至扭曲。例如,当今学者中最流行的日常表达句子是:我进入了某个项目,在某个领域发表了n sci和ssci论文...一年一度的年终考核,分数计分,几喜几忧,各种学者已经习惯了这种现象,生动地展现了大学的日常生态

广义而言,评价不仅是一种手段,也是人类日常甚至潜意识的思维习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表现自我,对待他人,思考,坐下来回忆,判断质量,评价无处不在。在学术界,人们通常对大学的声誉、学者的学术产品和学术作品的质量有自己的判断。因此,这里所指的评价显然不是广义的,而是狭义的有组织的甚至制度化的评价,即普通人所指的评价。与广义上的个体评价主体性相比,组织评价强调客观上的即时科学性原则。因此,经验观察、量化甚至主观判断的要素和指标成为其合法性的基本依据。然而,对当前高等教育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和负面影响的争论也源于此。

首先,客观性可能吗?人均资金、土地占用、建筑面积和图书所有权、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以及大学提供的课程数量无疑可以量化。然而,要对人才培养的效果和学术创新水平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并不容易。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能力表现和学术素质不仅内在地难以观察,而且其外在或物化的外表也具有滞后性甚至不可预测性。但是,为了满足客观要求,只能尽可能量化评价对象的主观特征。没有别的出路了。这也是现实中各种引人注目的计数取向的根源。例如,在学术评价中,为了反映客观性,简单的论文计数是不够的,所以有一定数量的引文,然后是出版物影响因素和各种划分,esi引文排名等。,计数模型变得越来越精细。然而,模型更加精确,数据更加丰富。如果数据的内涵不能反映学术的内在质量,这种评价就不能完全客观。

其次,如果评价难以完全客观,评价结果关系到机构的市场声誉、资源配置、个人的学术地位和经济效益,那么它必将成为现实中机构和个人的行动指南和接力棒。您的评估中设定了哪些指标,我将重点介绍可以产生哪些指标。如果没有可以生产甚至制造的指标,它可以被偶然复制,输出将上升,排名将向上舍入。因此,也将取得成就和成就。然而,也出现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用标尺衡量会失去组织特征,人才培养的个性化会消失,学者承担高风险创新研究的勇气会丧失,大学里孤独、专一的人才培养和追求真理的氛围会被功利主义冲淡。结果就是开头一段提到的情况。如今,大学城的人们越来越少提到人才培养和学术贡献,他们都在谈论项目、论文、奖项、帽子等等。

对于上述问题,事实上,学术界从未缺乏清晰的认识,各种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从未停止过。然而,由于“生来就必须丑陋”和“有总比没有好”的事实,或者某些偏见的存在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必要特征,在实施制度和政策的过程中体现程序正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等等。这些问题经常被所有的评价主体忽略,而很少有人会思考这样的基本问题:评价比不评价好吗?什么事情值得评论?如果是,谁会发表评论,如何发表?评估的风险是否得到充分评估?

各种评价在高等教育领域流行甚至成为政治文化背景的原因如下:一是在过去40年中国高等教育权力下放和赋权的背景和趋势下,评价无疑是组织者和管理者加强问责、督促学校经营者自律的最合适工具;其次,由于基于效率导向的市场竞争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机构和个人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大环境下,评价结果自然是实现按绩效分配资源的最方便的参考依据。第三,高等教育全球问责进程中评价方法的推广为我国实施各种评价体系提供了法律和主流理由。第四,作为后发展国家特有的追赶意识,我们非常喜欢国际出版、国际标准、世界排名和国际认可,特别欣赏具有所谓可显示性的国际定量数据的比较和评价,并把它作为衡量我们与世界一流水平和国际水平之间距离的重要尺度……等等。

因此,目前流行的各种评价体系不仅有其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也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例如,它们确实发挥了标准化和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领域的质量保证和推广,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然而,值得回顾和反思的是,是否已经实现了以评估取代严格控制和实现权力下放的目的?事实上,围绕政府相关指标自上而下的整体动员、目标任务的分解和分配、绩效评分和分薪等现象,显然很难让人认识和相信,甚至实现一种更糟糕的隐性控制。由于其外源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很难转化为内在的自我意识和自律。评价作为一种刺激竞争的手段,真的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吗?恐怕不行,因为效率的本质是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利益。事实上,资源越丰富,资源的浪费就越明显。此外,数量增长所体现的效率并不等于质量的提高。以学术评价为例,大量的研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然而,为了满足评价的需要,大多是低层次的重复工作来避免风险。论文越多,指标就越好,创新的质量就越成问题。此外,许多有组织的评价本身也是一个成本高昂的过程,这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使评价者投入巨大的精力,甚至影响正常工作的有序开展。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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